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份婚姻档案要组织盖5个章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组织和单位渐渐淡出；如今，婚姻档案与市民生活联系更紧密。
   6月9日，是国际档案日。档案，薄薄一页纸，既能承载一个家庭的成长记忆，也能刻下一个时代的变迁痕迹。自今天开始，贵州省档案局、贵阳市档案局和本报联合推出“档案在身边”系列报道，为读者解密档案背后的故事。
    核心提示
    “每年有一万多人来查婚姻档案，低保、拆迁、办贷款都用得上。”南明区档案局局长姚贵云说。
　　　　据了解，南明区档案局，留存有建国以来六十多年的婚姻档案，既见证了不同年代社会风俗变迁，又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实际帮助。
    上世纪60年代，一份婚姻档案组织要盖5个章
   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份结婚申请报告中，原贵阳市第一棉纺织厂织造车间的两名工人，郑重其事地在报告里表态“愿结为伴侣，为家庭幸福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奋斗！”这段话，正是新人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的标准用语。
    劳资科、保卫科、人事科、街道办……在棉纺工人的那份结婚报告上，组织一共为他们盖了5个章。
    部分新人，会在报告末请求组织发放布票和粮票。原南明区民政局局长沈启源回忆，新人凭借结婚证书，可领一床丝质被面、一个温水壶，在当时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。
    和严肃且千篇一律的结婚申请报告相比，结婚证书的形式更为多变。早期结婚证形似奖状，印有麦穗、和平鸽、戏水鸳鸯等图案。到了文革时期，新人结婚证书上的图案换成了毛主席头像，同时附有革命语录。其时，新人的结婚申请报告往往以“最高指示”开篇，以“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结束。
    褪色的红印章与新人“对社会主义表忠心”的话语一起，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前婚姻档案的独有特色。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，单位与组织淡出婚姻档案
    到了1980年，新《婚姻法》通过，并于次年元旦开始实施。以此为节点，单位开始逐步淡出私生活领域。在新人的结婚申请报告上，组织的印章由5个缩减为1个，结婚不再与政治审查捆绑，“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结婚”的语句也随之在婚姻档案中消失。
    当然，离婚仍需慎重，仍需对组织负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南明区一位工人在申请中说，之所以想离婚，是“要将青春献给‘四个现代化’，献给华主席的新长征。”十年后，人们的离婚申请更直白了，“感情破裂”。
    而从南明区档案局留存的不同年代离婚档案财产分配一项中，亦可窥见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。在 1957年的一份离婚判决书中，财产争执的焦点是一床垫单。当时，那对夫妻的全部家当为：红毯、垫单、被盖、水瓶、木床、木盆、箱子以及三口锅。
    到了1996年，正谊路一对夫妻的离婚判决书中，出现了彩电、冰箱、组合柜、沙发、73平方米的住房、以及5万元生活费。而上世纪50年代，离婚财产分配里出现的最大额一笔财产为39.3元。
    2010年代，婚姻档案越发重要
    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过着紧日子，可法律对女性的保护程度并不逊色于今天。多份离婚判决书中提及“男方按月支付生活费，直至女方另嫁为止”。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民事调解离婚书中，还经常可见因男方持有“资产阶级婚姻观”而被数次驳回离婚请求的案例。
    如今，最新的《婚姻法》出台后，婚姻程式简化了，结婚离婚都无需组织审查。但是，在经济领域，婚姻档案对市民越来越重要。
    南明区档案局局长姚贵云说，早年间，人们更重视婚姻证书的纪念意义，而非其法律效力，遗失者众。现在，如若办理低保、贷款、拆迁等手续，找不到证书的都必须到档案局查询婚姻原始档案。
    姚贵云回忆，1987年自己刚参加工作时，来档案局查询婚姻档案一年只有几例，现在每年都人数逾万。油榨街一位因遗失结婚证而不能办低保的男士，还曾在南明区档案局内大哭。
    “婚姻档案，将来还会越来越重要。”姚贵云说。

（ 转载《贵阳晚报》2013年6月3日《婚姻档案见证社会变迁》）